“我國現在對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兩會’，我們一定要繼續建議專門設立‘性侵兒童罪’!”“女童保護”發起人孫雪梅對同伴們說，神情憤慨。
這是2019年7月的一天，大家談起最近的兩個新聞：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長猥褻幼女、四川一名有奸殺前科的人出獄后再次犯案。
性侵兒童的新聞層出不窮。“女童保護”每年都會統計過去一年公開報道的案例。2013年至2018年，國內媒體共曝光2096起性侵兒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數量的受害兒童，有的甚至多達100余人。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法院審結的猥褻兒童案件有11519件。
“這些數據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數字背后的每一個孩子，他們驚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誰說，不知道怎么去維權去求助……一想到一個個孩子人生軌跡的改變，我就覺得特別受不了。”孫雪梅說。
2013年6月1日，有感于那段時間頻繁出現的兒童性侵新聞，時任京華時報記者的孫雪梅，與全國百名女記者聯合多家媒體單位發起了“女童保護”項目，以“普及提高兒童防范意識”為宗旨，致力于讓兒童遠離性侵害。
曾有不少受害者在“女童保護”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中留言，傾訴自己的經歷，甚至有人打電話來求助。孫雪梅記得：“不少侵害者是孩子的親戚，比如表哥、舅舅、姑父、爺爺等。偶爾也有男生來傾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講述了自家女性長輩的遭遇：十來歲時遭遇性侵，到現在70多歲，侵害者已經離世了，她還是走不出來，封閉自己，不愿意跟人交流。
讓她難過的是，小時候聽說的那些性侵案件大多都不了了之，只有一起案例，因受害者有了生命危險，事情才進入法律程序。
有專家預估，兒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約1/7會進入司法程序。孫雪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受觀念影響，受害兒童或家長沒有報案;第二，由于缺乏證據，公安機關沒有立案。
“女童保護”的工作重點，一是做防性侵知識普及，改變公眾觀念;二是致力于推動相關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幫助遭遇性侵的兒童。
談“性”色變
“同學們，性是非常美好的，”孫雪梅在臺上大聲說。她看到臺下孩子們專注而有些羞赧，后排家長們神色緊張起來。
“但是要在合適的時機、合適的年齡發生，” 她繼續說。家長們明顯松了口氣。
“我告訴你們這些，不是鼓勵你們在青春期發生性行為，而是讓你們對性的知識有全局了解，這樣你才能對自己、對他人健康做出負責任的決定。”接下來，她講到避孕的各種方式、驗孕方法、人工流產的危害等等，最后是“怎樣辨別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怎么辦”環節。
2019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家餐廳的大包間里，孫雪梅向30多個孩子講授新開發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課程。這次課程應家長邀請而開。這些女孩子剛剛小學畢業，即將進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長們聯系“女童保護”，希望將這次課程作為送給她們的畢業禮物。
不過，這次邀約的部分家長提出：最好只講防性侵部分。孫雪梅分析，家長可能覺得孩子還小，不需要知道性行為相關知識。
中國社會“談性色變”的傳統觀念，是“女童保護”一直面對的障礙。
早在2014年，“女童保護”就試圖制作青春期版課程。但是，各方面專家、教育從業者，甚至“女童保護”團隊內部，對課程內容和尺度都無法達成共識。
當時召開的研討會上，來自北京的一位副校長傾向于講更多性教育方面的內容，因為他們學校的初中生甚至知道哪里可以買到避孕套。而某貧困縣教育局的反饋是，那里剛上初中的孩子連月經是什么都不知道，對經期感到恐慌，希望主要講生理衛生和人身安全。
孫雪梅覺得時機未到。當時，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為、連生殖器官名稱都用“隱私部位”替代的兒童版課程，推廣起來都還有障礙。
她曾通過聯系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學校授課。上課時，校長旁聽一會兒就出去了，沒有說什么。不過后來接受媒體回訪時，校長表示：“講這個，會不會把孩子教壞了?我們以前都沒有提過‘性’這個字。”
修訂了55次的教案
聽起來簡單的兒童防性侵課程，包含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細節。如果漏掉或者錯講其中的小細節，反而可能給孩子帶來心理傷害，甚至導致生命危險。
兒童版教案從初擬到現在，一共修改了55次，“每次細小的修訂都是有原因的”。
有時候，是為照顧孩子的感受。
在云南山村試講時，一個女孩忽然哭了。
課后，小女孩找到孫雪梅：“老師，你們一直在說，如果有人試圖觸碰隱私部位，要及時告訴爸爸媽媽;如果有人約我出去玩，要告訴爸爸媽媽。可是我爸爸媽媽在外打工，幾年不在家了，我該告訴誰呢?”
孫雪梅眼淚都出來了。當天晚上，她就和同事們討論，從此把“爸爸媽媽”改成“家長或者你信賴的其他大人”。
還要強調的是，對小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不能直接講性侵案例，避免給他們帶來恐懼感。
有時候，是為平衡。
最開始的教案里講“熟人也可能性侵”時，本來只舉例提到兩三個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觸的老師，為照顧老師的感受，得改成十幾種身份。
“比如說到老師、校長，也要說‘廚師、校車司機等’，老師就不會抵觸。”孫雪梅解釋，“同時，還要告訴學生，如果有課堂上講到的、屬于性侵害的行為，不管對方是不是權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壞人。如果沒有，就不能拿這個來開玩笑。”
“防性侵教育不能變成恐懼教育，”她說。必須告訴孩子，身邊絕大多數都是好人。“單純讓孩子認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說話’是不對的。但必須告訴孩子，幫助別人是有前提條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離開常規路線，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
不是誰都能來講課
最近幾年，來自各地婦聯、教育部門、檢察院等政府機構以及家長的主動邀約，已讓“女童保護”忙不過來。
截至2019年6月底，“女童保護”已培訓志愿者數萬人，考核合格講師6000多名，與全國200多個團隊簽約合作，在全國30個省份，向超過312萬名兒童、53萬家長講授了兒童防性侵課程;線上課程也覆蓋了數千萬人。
在篩選講師這一步，“女童保護”有重重標準。應征的志愿者經過培訓后，通過試講、考核等環節，才能成為講師。青春期版課程的講師考核更復雜，需要電話面試、錄制試講視頻、當面考核等，新講師第一次授課還必須錄音或錄像，交由專家再審核一次。
一些想當然的認識誤區，讓不少志愿者沒能通過篩選。
比如，“如果遇到性侵怎么辦?”
孫雪梅回憶，“2014年考核時，有志愿者沒有仔細看教案，試講時按照自己的理解，說什么情況都要先大喊大叫、奮力反抗。”
而正確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兩種場景。
人多的時候應該大叫反抗，尋求周圍人幫助離開。但假如周圍人少，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或周圍無人的山野時，這可能會刺激施暴方，也許會從性侵發展到殺人滅口。
這時就需要告訴孩子：“先大聲拒絕和適當反抗，但如果對方轉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壞人，可以編理由逃脫，實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記住壞人長相、悄悄留下物品當證據。”
還有的志愿者在試講時，只讓孩子們提防“壞叔叔”，這也是常見的錯誤觀念。
“實際上，性侵兒童者不僅僅有叔叔，也有爺爺奶奶、阿姨、哥哥等。不僅僅存在異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讓孩子們認為叔叔才是壞人，可能埋下隱患。”孫雪梅解釋。
除了對授課過程的細節要求之外，“女童保護”還用制度來規范講師的行為。
“女童保護”接受男性志愿者，但男性可以多做統籌等幕后工作，或經過考核后給家長授課。直接給學生授課的講師必須是女性。因課程的互動環節有身體觸碰，由女性講師來做更合適。如果男性授課動作不當，很可能讓學生覺得是侵犯。
講師雖然是女性，也被要求不能單獨跟一個孩子相處。還有一個規矩是：相關活動必須兩人以上共同參加。
女童保護的價值
性是美好的，但它的發生是需要有條件的。性是兩耳之間的事，不僅僅是兩腿之間的事，是需要經過大腦思考來做出決定的。“女童保護”以這樣的理念貫穿其中，身體的發育也是美好的，不應該害羞。“如果老師自己一講到性，想到的都是負面，那就有問題。”
那些課程在孩子們身上產生的作用，是孫雪梅繼續的動力。
比如，曾有一位小學女生聽完課，才意識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經歷是性侵。她告訴了家長，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獲。學校邀請“女童保護”再去給幾百名家長上課。
還有學生聽課后反饋，某老師經常對他們動手動腳。“女童保護”去找學校交涉，最終將那名教師調離了崗位。
最近還有北京一所學校的老師在家長會上感謝了“女童保護”——一個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騷擾，她想起課程的內容，大聲叫喊：“我還不到14歲，你想坐牢嗎?”隨即告訴了老師。騷擾者在兩天后被抓獲，據說他經常在那一帶，對年齡稍大的孩子性騷擾。
也有讓她憤怒的時刻。
曾經在某地區，“女童保護”已組織好了講師隊伍，排好了授課計劃。這時，一名已離開當地上大學的學生找到當地的志愿者講師，講述自己初中時被一名老師性侵的經歷，并指出那名老師仍然在那所學校教書。
志愿者講師在當地志愿者群里講了這件事，討論下一步怎么做。沒想到，群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當地教育局下令，不再開展“女童保護”課程。
孫雪梅很生氣，只能一邊尋找其他渠道，一邊安慰自己“這也是對這個地方的一種震懾”。
“不過這種很少，我們跟絕大部分地區的合作是順利、愉快的。”她補充。“捂蓋子不如提前揭蓋子，告訴大家蓋子下可能有什么。很多政府部門的人是愛孩子的，他們會主動去做，這也是造福一方。”
她預判：未來幾年，強奸、猥褻的報案率會提升。“不是因為這類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權利意識被喚醒了。我覺得我這也是我們的價值所在，也是社會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推動制度完善
讓孫雪梅感受到價值的，還有近幾年相關法律和制度的變化。
“女童保護”一直致力于推動相關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國“兩會”前夕，“女童保護”都要召開座談會，請來相關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參加，呼吁他們將相關內容寫成議案提案。會上探討、呼吁的不少內容，正在逐步實現。
比如，2015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取消嫖宿幼女罪，將其并入強奸罪從重處罰;2019年8月2日，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公開消息稱，檢察機關將建立全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有過性侵害犯罪的人，會被限制進入教育、培訓等直接接觸孩子的行業。
對監護人性侵孩子的情況，“女童保護”也一直推動剝奪監護權后的社會監護制度完善。監護人性侵孩子，出于生活保障、家庭倫理、親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說，“要讓這些孩子報警后還能過正常生活，他們才敢說出來。”孫雪梅說。
許多性侵受害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后，要對不同的人反復回憶受侵害經過，有時還要多次進行身體鑒定，造成嚴重的再度心理損傷。兒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詢問”也是“女童保護”多次呼吁的話題。近兩年，在最高檢推動下，一些地區已開始試點。
孫雪梅印象最深的是江蘇淮安。她與當地政府部門合作培訓講師時，看到當地檢察院為被性侵兒童建立的“暖陽之家”。那里環境布置得很溫馨，被性侵兒童進去后有心理咨詢師陪同，然后由女性工作人員來詢問過程，并全程錄音錄像——這些影像供公檢法在后續使用，如果沒有很明顯的證據瑕疵，不會再次去詢問兒童。
女童保護還與民法專家一起推動延長被性侵兒童民事索賠時效，在2017年已經實現，受性侵兒童的民事訴訟時效從原來的2年，改為18歲起算，3年內有效。
如今，孫雪梅還希望推動實施對受性侵兒童的精神損害賠償，加強對受害人的心理干預和幫助;特別提請相關部門注意網絡色情對未成年人的危害……
一直以來，“女童保護”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態化教學，自己可以提供專業支持。老師需要嚴格培訓，并且要有績效考核。
過去幾年與各地教育部門的合作中，曾經發生的現象是：教育部門認為“女童保護”對講師的考核過于嚴格。不過可喜的是，面對堅持，他們逐漸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門事實上對教學質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誰都能隨便進課堂。
孫雪梅希望社會各界都能意識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門很專業的學科，必須嚴肅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