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天還在意大利羅馬向國際友人推介貴陽市大數據產業，回國后立馬趕到黔東南州少數民族地區，繞著村子研判住房、飲水保障情況，孫志明的工作跨度大到“過去難以想像”。
從每年50余場學術交流活動，到每年至少50次進村查看精準扶貧情況，自2018年4月掛職擔任貴陽市委常委、副市長、貴州省扶貧辦副主任起，孫志明開始了自己從國際關系專家到扶貧干部的角色轉變。
“九看”“三問”識別貧困戶
辦公室里的世界地圖變成了貴州省貧困人口分布圖，精確標記出2019年全省每個鄉鎮還有多少貧困人口，沒有貧困人口的鄉鎮是淺橙色，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是土黃色，超過20%的鄉鎮標成橙紅色，極貧鄉鎮的范圍內一片深紅。
孫志明主要分管的扶貧工作目標很明確——貧困人口清零，讓這張地圖上的色塊統統變成淺橙色。事實上，這對初到貴州沒有太多扶貧經驗的孫志明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沒有準備的時間，上車就干活，邊干邊學”。
“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產業革命八要素”“五步工作法”……這一連串的新名詞逐漸從陌生到熟悉、吃透，并融入脫貧一線具體實踐。有人知道孫志明是國際關系學院副校長，主要研究大國關系和國際危機管理，想請他講講國際形勢課，他都一一婉拒，“我現在是扶貧人，要和脫貧攻堅一線的同志建起共同的話語體系”。
他把做學術研究的方式帶進了具體的脫貧工作中，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成一個個課題，“就像解算術題一樣，一道題一道題去解”。比如剛走進一個村子，到底怎么識別貧困戶?到底怎么識別貧困原因?貴州的扶貧干部曾經在實踐中總結出“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的“四看”識別法。在此基礎上，孫志明結合自己的經驗，總結了“九看”“三問”法——看村看路，看水看戶，看田看電，看廚看圈，看學生、病人和醫院;問收入、問打算、問困難。這也成為他每次進村走訪的“必修課”。
孫志明(右一)走訪貧困戶
用貴陽的大市場帶動全省大扶貧
貴陽市2015年已經實現全面脫貧，全市雖然沒有貧困縣，但截至2019年底仍有6119戶13564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同時，還要確保全市已經脫貧的建檔立卡15088戶43084人穩定脫貧、不返貧。與此同時，貴陽市還在省內幫扶了13個貧困縣。如何讓幫扶工作精準、長效，也被孫志明列為了一個課題。
對此，他的解題思路是必須把“給錢”變成“給項目、給產業”，把幫扶“責任共同體”發展成為“利益共同體” ，用貴陽的大市場帶動全省大扶貧，讓幫扶成為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在貴陽市的易地扶貧搬遷點，“共筑行動”將搬遷困難群體和配套產業結合起來，通過職業技能培訓，將搬遷群眾與社區發展結為利益共同體。貴陽市開陽縣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楊啟艷通過免費提供的培訓在社區農貿市場做起了生意，“干得多掙得多”，日子漸漸好了起來。
貴陽市整縣幫扶的黔南州羅甸縣今年3月順利摘掉了貧困縣的帽子。在羅甸縣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一份幫扶需求清單傳到了貴陽市，孫志明帶領扶貧團隊反復研究、對接，最終確定投入5000萬元援助當地邊陽鎮建設一個水廠。
2020年初，一個日供水能力2.5萬噸的智能化水廠在邊陽鎮建成，近10萬群眾山區群眾告別了挑水吃的歷史，用上了干凈放心的自來水。
為了讓“利益共同體”再緊密一些，貴陽市還幫助羅甸縣因地制宜建設起高標準的蔬菜保供基地。羅甸縣終年氣溫高，基地的蔬菜比貴陽的當季蔬菜早15到20天上市，通過大約150公里高速公路運輸，早熟蔬菜可以在貴陽的市場上買個好價錢，促進貧困戶增加收入、鞏固脫貧成果的同時，豐富了貴陽市民餐桌上的選擇。
中國扶貧在全球視野里很有說服力
孫志明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本《貧窮的本質》，書中集納了18個貧窮國家或地區的調研結果，作者認為，貧窮的本質問題是阻礙人們擺脫貧困的“貧困陷阱”，如教育、醫療、信息等。因此，扶貧的一個基本邏輯，應是填平這些貧困陷阱。
“這本書提供了一個信息，人類對于貧困這個問題的認知是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也是不同的，世界各國都在做各種各樣的嘗試，中國也在嘗試。”孫志明不斷將自己的扶貧工作辦法與全世界解決貧困的方法進行橫向比較。
孫志明認為，國際上沿用的貧困線標準是每人每天1.9美元，而我國在此輪精準扶貧的戰役中，提出的“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是一整套綜合的指標體系，不單單是看人均收入是否達到標準，還要判斷是否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是否有保障，是從根本上消除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
“這在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我國真正給貧困人口賦予的生產、生活條件遠遠高于國際標準。”孫志明進一步解釋，在這個目標下，各省因地制宜，制定出驗收標準細則。
孫志明(左一)與貧困群眾座談
孫志明將實際工作案例和心得體會融入了一堂名為《世界減貧與“中國式”扶貧》的講座中。一次，一位聽眾在講座后半信半疑地問他：貧困戶真能像你說的一樣擺脫貧困嗎?他們能穩定在不貧困的生活中嗎?
孫志明說，自己非常理解這樣的質疑，因為沒有真正的脫貧工作經驗，誰都不可能理解中國的精準扶貧的系統性，也很難想象出中國方案對全球減貧事業的價值。
他對提問者舉了一個例子，“兩不愁三保障”中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保證貧困群眾的飲水安全，到底什么是實際工作中給出的飲水安全標準呢?
“每人每天平均供應的水量不少于35升，取水距離最遠不超過1000米，垂直落差不超過100米，最長取水時間不超過20分鐘，水質無色無味，長期飲用不會導致疾病……”孫志明說，這不是簡單鋪上水管就能解決的事，是個系統性的標準，“很多人聽了之后很吃驚，沒想到要求這么細致”。
同樣，“不愁穿”的標準細到了一年四季有幾套換洗衣服，有什么樣的御寒被褥等等，貴州省修路的標準細化到了村民小組，30戶以上的村寨不搬遷則通路，不通路就搬遷。
孫志明說，自己講出這些案例和故事后，很多人心中的疑惑減少了，大家對扶貧認識得更具體，這場精準扶貧的戰役，貴州用的是“繡花功夫”，是中國決心的縮影，“在全球的視野里，這是很有說服力的實踐”。
時任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盛贊在貴州看到的扶貧案例，通過在貴陽的實地考察，他認為應該將貴州可復制、可借鑒的發展模式推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造福更多的人。
對于如何在全球復制、推廣中國方案，孫志明認為，這段難忘的扶貧工作經歷可能為自己開拓一個研究的新領域，“期待未來能更多地在國際場合發聲，講好中國的扶貧故事，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更多可借鑒、易推廣的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