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榮輝在鄉間送診。資料圖片
杜榮輝在村民家中看片子。資料圖片
杜榮輝經常像候鳥一樣，前往更南邊的地方。
每月最后一個周五下班后，這個武漢市肺科醫院的醫生總是趕著離開辦公室，驅車一路向南，進入通界高速，近3個小時之后，抵達湖北省通城縣城郊的老家。
第二天上午8點前，杜榮輝會準時出現在通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門口。在此之前，從十里八鄉早早趕來的患者已經站滿20平方米左右的結核病防治專科診室，一邊閑敘家常，一邊等待她的到來。
這里是湖北省的東南角，湘鄂贛的交界地，沿著高速南行，20分鐘就能進入湖南省。武深高速通界段通車之后，通城縣縣城與省會武漢的距離從200多公里縮短為170公里。
病人們確信杜醫生一定會來，這是他們之間10年不曾改變的約定：每個月，杜榮輝都會提前和鄉民們約好時間，給來自全縣11個鄉鎮的肺科病人義務坐診。
通城縣疾控中心結核病防治專科負責人劉葵手上有一個數據：僅2016年到2019年，就有上百名病人在這個“通城女兒”的幫助下痊愈。
日常工作和各種學術活動幾乎占滿了這位呼吸科主任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兼職教授的時間表，杜榮輝卻沒有想過要中止這并非強制要求的“契約”。
她經常說“醫生下鄉比病人奔波好”，也曾做過一個簡單的計算：一個醫生下鄉一次，至少可以讓30多個家庭免于奔波。
奔波的概念不僅包括交通費、掛號費、門診費，還有心神——大多數患病的留守老人無力自行到大城市里看病;鄉里人不熟悉大醫院里的掛號流程，看一次病可能讓人苦苦等上十天半月。
“鄉親們能把身體養好，重新撐起家庭，沒有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這是我最高興的事。”回憶10年義診時光，杜榮輝感覺快樂簡單而純粹。
專科診室是義診開始一年后才有的。早在2009年，通城城郊的老家，就是杜榮輝和病人相聚的“老地方”。
那年春節回鄉，一個和杜榮輝差不多年紀的女病人找上門來。她在一家醫療機構被診斷為結核病，定時定量服用藥物，但一年多里多次咳血，每次家里花費上萬元。這一次，在年關前齊家團聚的喜慶時刻結核病急性發作。
“拿著痰盂咳兩三百毫升血，要人命的。”杜榮輝一查驗，病人咳血的原因根本不是肺結核，她甚至從來沒有得過結核病。
在一摞CT片里，她發現了一個容易被忽視但極其關鍵的細節，沿著肺門、支氣管，顯現許多細碎的鈣化點——這意味著，病人可能患有塵肺。
追問出來的信息印證了一個優秀醫生的職業敏感：病人曾在當地一家瓷磚廠的流水線上工作過10年，廠房密閉、磚灰滿屋，不戴口罩。
顧不上和親人團聚，杜榮輝馬上撥通了武漢同事的電話，緊急開辟綠色通道，將病人接到武漢做介入治療，很快取出嵌在支氣管里的鈣化物。杜醫生手到病除能救人命的故事也在小縣城里快速傳開。
有時，住得近的病人會找到杜榮輝老家，向她母親詢問杜醫生何時回來;另一些沾親帶故的老鄉則會打電話給她的家人;摸不清門道的老人則會聯系當地疾控中心——盡管疾控中心此時還沒有和杜醫生展開合作，但在老人們眼里，“醫生”是一家人。
從此，她每次回家都要給至少10個病人做診療，有時家門口會排起20多人的長隊。一個常見的畫面是，病人們圍著她，七嘴八舌約好下一次見面的時間。
2009年，到杜榮輝老家求診的病人數以百計，年齡最小的25歲，最大的77歲，其中老人占六七成，有不少是留守老人。
此前，杜榮輝從沒想到，鄉下會有這么多需要送診的肺科病人，而這就是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縣域的現實。
武漢市肺科醫院的青年醫生曹探賾，曾主動陪同杜榮輝一起下鄉義診，他印象最深的是老鄉們的健康意識不足，很多人常常拖到身體扛不住再去看病。
危險顯而易見。因為拖延，身患肺結核的盧義病情迅速惡化，這個25歲的年輕人的左半邊肺已有2/3的部分停止運轉，體重驟降至90斤，形如皮包骨。盡管在杜榮輝的幫助下病情好轉，但仍舊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間。
這樣的意識不足還表現在不能規范用藥。結核病的治療至少得堅持6個月，有的老鄉吃了一個月的藥，感覺咳嗽好了，就自己停藥，結果病情反復發作，愈演愈烈。
“其實只要及時確診，規范治療，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杜榮輝決定和當地衛生部門聯系，擴大義診范圍，幫助更多的鄉親們。
通城縣疾控中心則積極響應，在與患者協商討論之后，義診時間固定為每個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六。如果實在走不開，杜榮輝會提前一兩個星期給劉葵打電話，調整義診時間，以免老鄉們白跑一趟。不過這樣的情況極少發生，她總是有意識地把時間騰出來，因此，在各類學術會議上露面的機會少了很多。
最遠的病人從20公里外的塘湖、麥市趕來。在接受診療之前，他們需要先趕到通往縣城的公路上，然后乘坐早班客車，最后步行到達疾控中心一樓的專科診室。
基層缺乏醫療優質資源，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在CT影像上，肺結核、塵肺、炎癥等一系列肺科疾病的表現非常相似，稍有不慎就會出現誤診。地方醫院救治條件有限，很多時候病人只能去大城市的醫院就診。
“小病大治”有時會直接導致病人放棄治療。如果杜榮輝沒有幫助李明減免1000多元的纖支鏡費用，這位來自通城縣塘湖鎮的77歲老人也許會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拒絕住院治療。
病人被確診肺結核后，國家會為普通結核病患者免費提供鏈霉素、乙胺丁醇等一線抗結核藥品。然而，年齡較大的患者往往多病纏身，抗結核藥有時會與其他藥物藥性發生沖突，誘發老人們的舊病。
在杜榮輝接觸到的案例里，就曾有病人因為免費藥里的丙酰胺復發痛風。
另一方面，一些疑難雜癥患者需要的藥物，在小縣城里并不常見。遇到這種情況，杜榮輝就會從武漢購置，再郵寄給通城縣防疫站的工作人員，最后轉交到病人手里，“一方面是病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這些病人不要斷藥”。
遇到一些病情嚴重、不方便行動的病人，杜榮輝還會充當上門醫生的角色。10年過去，通城縣的所有鄉鎮幾乎都留下了她背著藥箱和聽診器下鄉送診的足跡。
因為痛風，方金坐了半年輪椅，家人害怕肺結核的傳染性，讓他獨自住麥市鎮冷段村的偏屋里，孫子則被接到外婆家。
省城來的專家杜榮輝出現在這里，仔細詢問用藥感受、病情變化之后，對處方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僅僅一個月后，方金可以拄著拐杖前往疾控中心。
等到老人完全恢復，杜榮輝還給他的家人挨個做教育工作，打消了全家人的顧慮，山村小家庭里恢復了三代同堂其樂融融的場景。
2014年，外出打工的章恒感染結核病，回到通城縣沙堆鎮老家。有3年時間，正值壯年的他一直待在家里，極少外出，因為不想傳染其他人，也害怕其他人的歧視。緩慢的療效影響了他的信心，用藥也斷斷續續。
在防疫站醫生的建議下，章恒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找杜醫生問診。杜榮輝一邊安慰、鼓勵，一邊批評，“隨意停藥，結核病永遠治不好。”
從此，章恒按時復診。2019年9月，在與肺結核相伴5年之后，章恒完全康復，開始外出打工的新生活。
很難想象，與大量結核病人的頻繁接觸，杜榮輝似乎完全不擔心被感染。
她說專業知識是她對抗肺結核偏見的武器。肺結核是一種傳染性極低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不是所有肺結核病人都有傳染性，人體內有巨噬細胞能夠吞噬結核菌……
繼續追問下去，她才會說，“當然還是有風險，但只要經常鍛煉身體，免疫力就沒問題。”
10年的堅持，有太多付出。
2016年，通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武漢市肺科醫院正式合作，組成醫療聯合體，義診走向規范化。通城縣疾控中心曾多次提出派專車接送，盡管回鄉一次的油費與過路費超過500元，杜榮輝還是委婉地拒絕了。
丈夫陳彪繼續擔任杜榮輝義診路上的專用司機，因為下班的車流而堵在武漢二環、三環是夫妻倆共同的記憶。有記錄的120多次義診中，陳彪絕大多數時候都以開車接送默默地表示對妻子的支持。
她至今記得2017年7月義診路上的一場暴雨。晚上8點半，剛下班的杜榮輝正準備前往通城，突然下起大暴雨。武漢成了“江城”，通城縣也淹了大半，縣里來電話商量是否換個時間。
杜榮輝還是決定要去，“時間都約好了，有的留守老人就盼著這一天”。
她擔心，如果自己因為下雨就把義診停了，病人們也會有樣學樣，病情稍微好一點就放棄繼續用藥。“更何況一個一個地通知肯定來不及，不能讓老鄉們白跑一趟”。
出于安全考慮，陳彪只能低速行駛，到達通城時，時針已經轉到第二天了。
義診10年中，杜榮輝的女兒先后經歷了中考、高考等緊要關口。對于母親一直以來滿滿當當的時間表，女兒的反應是“習慣并感動著”;杜榮輝也會盡量擠出時間來陪伴女兒。
如今，女兒就讀于某醫學院影像學研究生二年級。逢年過節，她會和母親一起前往通城，幫忙整理病例資料。
那個10年前被誤診為肺結核的塵肺病人早已康復，直到現在，還經常到疾控中心看望杜榮輝。她現在身體很好，已經找到一份財務會計的工作，家里蓋了新房，小孩正在上學讀書……
10年來，義診治療超過3000人次，結核病患者人數降到100以下，老鄉們不善言辭，感激之情大多是借助土特產和自己種的蔬菜瓜果來表達。
讓杜榮輝同樣高興的是，一支“不走的基層隊”正在逐步成長。
平時，杜榮輝只要有時間，便手把手為當地醫生傳授經驗。在杜榮輝的幫助下，劉葵就曾兩次前往武漢市肺科醫院進修影像學，“以前這樣的機會對于基層難以想象”，而結核病防治專科也有了一支七八個人的隊伍。
而今，再遇到拿不準的病情，她也向杜榮輝尋求幫助。那種力不從心的情況相比從前已經少了太多。
杜榮輝醫生的事跡在醫院里漸漸傳開，2019年，武漢市肺科醫院也號召組建起義診志愿服務隊，500名員工的醫院里，一下子有400多人報名。
也有人對10年義診的“義”字表示過懷疑。
在當地一所中學當校長的老同學，私下里問杜榮輝，“你義診這么多年，醫院肯定給你年薪吧?”
杜榮輝似乎不太擅長為自己辯解。“如果你覺得我收了錢，你就這么認為吧”。
這些駁雜的聲音沒有影響到杜榮輝的熱情。對她而言，自己只是做了一點小事，力所能及、天經地義，最大的困難無非是“義診路上的惡劣天氣”。
讓人慶幸的是，這10年義診的日子里，“老天爺”似乎特別眷顧，晴天總是更多一些。
(文中所有患者均為化名)(記者 雷宇 通訊員 熊康 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