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現在處于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時期，原有的各種制度規則都在邊際失效，導致各種不確定性擴大，不斷有蝴蝶在扇動翅膀，“蝴蝶效應”層出不窮，只有加速構建新的制度規則形成新的秩序，才能降低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才能為發展構建新的確定性。從全球看是這樣，從國內看也是這樣。
世界大變局不只是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還有“三化”的不可逆趨勢。比如說低碳綠化，它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已經嵌入到會計準則并成為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內容，原有的資產確認、計量和估價準則都需要進行調整，全社會的資產價值都處于重估過程之中，對全社會的資產存量和投資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還有數字化。數字化是以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通過5G、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不僅在推動新要素和舊要素的重新組合，而且還在不斷顛覆現有的經濟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政府運行方式。我們現在的整套法律制度、行政規定和政府監管，當然也包括我們的理念、理論，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是工業革命的成果。在快速數字化的過程中，工業革命的成果逐漸在沉淀為數字文明的基礎，在數字化漸漸成為主導的趨勢面前，工業化的傳統也逐漸變得不再完全適用。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就業形態等在不斷創新涌現。
第三個是經濟的金融化。一個典型現象就是，我們的財富更多體現為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僅僅成為金融資產的載體，如作為抵押品。家庭、個人、企業和政府的資產都在金融化。資產的金融化（如可估值、可抵押、可轉換）是可交易的前提，也作為資本增值的基礎。制造業也與金融化聯系在一起，如研發創新，就需要風險資本的跟進。尤其是數字平臺企業的金融化程度會更高，因為數字技術迭代更新快于工業技術，更需要金融化來吸引風險資本的加持。經濟的金融化會改變原有的規則，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更多風險挑戰。我們過去習慣于從實體的角度來觀察和認識世界，而現在看到的更多是“虛擬”東西，如股票、債券、期貨、保險等金融產品和知識產權、品牌等無形資產，諸如此類。金融化和數字化疊加在一起，就更虛了，比如數字貨幣、數據產品、數字平臺、虛擬空間等等，“虛擬現實”日漸超越“實體現實”，成為我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內容，并日漸超越實體現實。
低碳綠化、經濟金融化和經濟社會數字化組成的“三化”，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大背景。在“三化”之下，原有規則需要重構，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以創新的精神去面對這些變化、適應這些變化，去識別、應變、求變，去創造，去構建中國經濟發展的更大確定性。
當前我們面臨的是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完成，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包括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都需要通過創新來實現。而且，從整個社會來看，當前社會轉型相對滯后于經濟轉型，市場化改革走在前頭，而社會轉型，包括農民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成員機會均等，都相對滯后。社會轉型的相對滯后，就需要我們在社會領域加快創新，加快改革。
經濟改革需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推動。比如社會誠信。如果沒有社會改革、缺少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沒有建立自我組織的能力，就意味著社會的誠信很難培育起來。如果社會誠信缺失，人們沒有契約精神，交易成本就會很高。企業既是經濟人，也是社會人，經濟行為必須遵守基本的社會規則。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做事要講良心。講良心就是社會的自約束規則，如果這些底線都沒有，經濟發展的高質量就難以實現。這就是說，政府監管是一方面，社會自律、企業自律、個人自律屬于社會發育的內容。只有社會發育良好，市場經濟才可能健康成長。
市場化的改革已經走在前頭，社會轉型要跟上，這就需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來實現。過去我們主要關注經濟領域的創新，比如技術的創新、企業模式的創新、經濟體制機制的創新等等。這些如今依然很重要，但我們應該把視野擴大到整個社會。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只是考慮經濟領域的問題，就經濟論經濟，很多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要學會從整個社會來看經濟領域的問題。
可以說，改革創新的空間是非常大的。通過創新重組現有資源要素，實現更優配置，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經濟的效率，潛在增長率也可以得到提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確定性就會更大更強。
